這兩年廣州企業來轉水鎮扶貧，籌集資金給畬維希望小學的操場新修建了一條塑膠跑道。（南方周末記者 汪徐秋林/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 “希望工程是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政

這兩年廣州企業來轉水鎮扶貧，籌集資金給畬維希望小學的操場新修建了一條塑膠跑道。（南方周末記者 汪徐秋林/圖）

 “希望工程是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政治體制與社會經濟環境的產物。任何民間社會組織都無法模仿、復制。甚至青基會系統加上共青團本身也難以復制自己的歷史。”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現任理事長郭美薦提出，“希望工程三十年，不能自滿，不能彷徨，不能瞻前顧后，更不能止步不前”。

1989年10月30日，河北淶源縣桃木疙瘩小學的學生張勝利，領到了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希望工程”項目（以下簡稱希望工程）發放的第一份救助金。

2019年11月21日，已是副校長的張勝利來到北京，出席希望工程實施30周年報告會。

三十年間，在希望工程的影響下，張勝利迎來屬于自己的命運：上完了小學、中學；1996年作為受助學生代表參與了傳遞亞特蘭大奧運會火炬；1997年，他從上海師范學院畢業回到家鄉桃木疙瘩村，成為當地希望小學里的代課教師，后來成為當地小學的副校長。

截至2019年9月，希望工程已累計接受捐款152.29億元，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599.42萬名，援建希望小學20195所。和張勝利一樣，近六百萬的貧困兒童獲得了上學的機會，其中包括“大眼睛女孩”蘇明娟、“亞特蘭大奧運會火炬手”讓英、“鄧小平資助的失學兒童”周標亮……

“作為一個持續三十周年的項目，希望工程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希望工程面臨的挑戰也前所未有，“不是來自外部，而是如何超越自己”。

輝煌

張勝利獲得捐助后，桃木疙瘩小學建了一座希望工程展覽館。1997年，回到家鄉后，張勝利教書之余，還一直承擔紀念館的講解工作,講述希望工程的歷史。

1989年10月30日，共青團中央、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青基會）宣布：為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兒童、促進貧困地區基礎教育事業發展，面向海內外募集捐款，開展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活動，這項活動被稱為“希望工程”。

當時，中國鄉村兒童失學情況嚴重。據1999年出版的《希望工程效益評估報告》顯示，1990年，平均每個希望工程的實施縣有失學兒童1361名。1989年3月才成立的青基會決定將救助目標放在這些失學兒童身上。

2019年11月23日，第一任青基會秘書長徐永光在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上回憶，“希望工程一開始，我們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借共青團體制的路徑，或者說借體制優勢開始籌款；二是完全開放，進行社會化動員。我們選擇了后者。”

當時的青基會投入巨大人力和成本，發出50萬封募捐信，據徐永光回憶，當時希望工程“實施僅1年半，便籌集資金逾千萬元”。

1990年，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在安徽金寨縣落成。1991年，青基會效仿商業宣傳，在多家國家級報紙上刊登廣告“希望工程——為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募捐”。

1992年，鄧小平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兩次向希望工程捐款。“鄧小平為希望工程捐款是匿名的，我們調查出來，捐款落實后，孩子們寫信給鄧爺爺的報道不脛而走。”徐永光回憶。

希望工程隨后掀起了巨大的捐款浪潮，“保障兒童的受教育權”成為社會共識。1997年一項調查顯示，來自機關、團體、事業單位、學校、國有集體企業的個人捐贈者占據了希望工程個人捐贈者中的逾八成。在全國省會城市中，逾九成受訪對象聽說過希望工程，逾六成表示自己曾為這一項目捐過款，其中很多人都是被領導人捐款的故事打動。

此外，希望工程還作出過很多有創意的舉措：郵幣卡、紀念幣、公益廣告……“像現在很多公益勸募活動，其實當年我們都用過。”希望工程早期的工作人員劉文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時至今日，這些二十多年前的紀念品，還能在許多二手網站上尋得蹤影。這些創意中，被人沿用數十年的還包括：一對一幫扶和“1+1”結對，以及希望小學的冠名。

在社會熱潮中，希望工程的規模迅速擴大，實施地不僅覆蓋了所有國家級貧困縣，還擴大到一千多個有貧困鄉、村的非國家級貧困縣，主要內容是資助貧困的失學孩子讀書，建設希望小學，為貧困小學增添文具和書籍等。

30年后，徐永光總結經驗，認為“希望工程的成功是社會動員的成功”。而這一動員能力，在現今的公益環境下，也是難以想象的輝煌。“今天，中國有捐款能力的人起碼有六七億人，被公益機構動員參與公益捐款的到底有多少人？”當天論壇上，徐永光向臺下眾多公益人士發問。

改變

1997年，張勝利大學畢業回家當代課老師。他至今清楚記得自己第一個月的工資——80元，他在淶源縣的鄉村小學里待了下來，目睹著鄉村教育和希望工程發生改變。

當了7年代課教師后，張勝利在2004年轉正，但兩年后，他所在的希望小學就被撤并，他本人也被調到東團堡鄉鎮中心小學擔任副校長至今。

“撤點并校”和對貧困地區施行“兩免一補”，是2000年后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農村教育布局調整的十年評價報告》顯示，2000年到2010年，全國共撤掉農村小學22.94萬所，減幅達52.1％；農村初中減少1.06萬所，削減超過四分之一。

因貧困而失學不再是希望工程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此之前，政府對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不足。那時候，我們主要是讓孩子們重返校園。隨著政策變化，我們的模式就變為救助加發展模式，同時對非義務教育階段開大門，包括資助貧困生讀大學。”2010年，時任青基會秘書長涂猛接受采訪時說道。

2019年11月，南方周末記者來到廣東省第一所希望小學——廣東五華縣轉水鎮畬維希望小學。和很多鄉村小學一樣，這所希望小學也面臨被撤并甚至荒廢的局面——兩棟教學樓三層一共18個教室，如今只有一半還在投入使用。15年前，這所學校最多同時接收過四百多位學生，今年規�？s小到了115人。“學校一到六年級，加上學前班，都來自周邊村莊，大多留守，有條件的都已經隨父母搬去了城里。”畬維希望小學校長鐘文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與輟學相比，鄉村教育面臨的更大困境，是師資力量的匱乏。涂猛認為，希望工程的重心已經從教育的起點公平轉移到了教育的過程公平，“如何在我們的項目中動員、配置專業力量現在是我們考慮最多的問題。”

周標亮的經歷和張勝利類似，上世紀90年代畢業回到家鄉，當了當地希望小學的校長。近幾年，周標亮所在的平果希望小學也在撤并范圍內，周標亮說，希望小學會成為一個教學點，而“平果縣希望小學”的牌子將沿用在新的中心小學上。“也算是在另一種程度上保留了招牌。”周標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轉型

事實上，希望工程在1997年后就開始計劃轉型。

1997年5月，希望工程發起“最后一輪勸募”。時任青基會副秘書長李寧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希望工程將不再進行全國性大規模勸募動員，但仍歡迎自愿捐款。

“保護母親河”是青基會為希望工程轉型邁出的第一步。這個被冠以“綠色希望工程”的項目，在1997年項目伊始，就計劃走一條與教育不同的環保路線。

“當時向周圍人說起我們的項目，一用‘綠色希望工程’，大家就都能理解環保訴求了。”時任青基會“保護母親河”項目官員劉洲鴻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但“保護母親河”項目在開展的同時，也有聲音質疑朝著環保方向轉型，并非青基會和共青團系統的主業。

而基金會的專業能力建設，也不斷向青基會提出要求。青基會長期以來都是實施性基金會，自己籌錢、設計項目、做項目，從頭到尾都由自己執行。當項目的規模增大后，所需要專業能力就更強。

作為一個擁有迄今每年接受捐款額高達四億的基金會，如何有效管理和使用善款，如何進行有效監督都需要專業知識，而基金保值增值管理，更是專業工作。但2001年媒體曝光的“希望工程假信”和2002年的“希望工程投資失敗”事件，都曾引得輿論嘩然，公眾不理解希望工程為何要投資，卻不知道作為基金會有責任讓基金實現有效管理。

2007年離開青基會前，劉文華一直從事青基會捐贈款的投資。他回憶，世紀初的幾場輿論危機后，“希望工程主動減少了對外傳播”。

希望小學建設和資助農村貧困家庭大學生逐漸成為希望工程新的著力點。

據青基會年報數據顯示，2000年以后，企業對希望工程的捐贈數額逐年上升，逐漸成為青基會募捐資金的主要來源。近十年間，法人機構捐贈穩定占據了青基會資金來源的八至九成。

“大企業每年都有固定投入，但如果明年不投，希望工程的項目會怎樣？能怎么辦？”劉文華對此表示擔憂，認為希望工程延續發展，“不能僅靠幾家大企業”。

近十年來，希望工程在原有項目基礎上，還開展了諸如“希望圖書室”“希望廚房”“快樂體育”等項目，也嘗試過走出海外，在非洲國家建設希望小學。

“盡管青基會系統一直嘗試超越既有項目格局，開拓新的領域，但是二十年來，超出這一格局的探索，均不太成功，或不溫不火，或無疾而終。”康曉光在《希望工程三十年回顧》中寫道。

2013年，時任青基會秘書長涂猛公布《未來四年中國青基會改革發展思路》，其中對中國青基會中層管理人員調查顯示，青基會最具價值5項資產依次是希望工程品牌、青基會共同體、所援建的希望小學和資助的學生、“小平基金”和“大眼睛”照片。

但他同時發現，組織曾經引以為豪的“創新能力”和“組織文化”作為最根本、決定性，也最難改善的指標，已經位列末端。“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危機。”涂猛這樣寫道。

涂猛承認，轉型當中的青基會創新動力不夠，需要反思。“希望工程當年成功，是因為市場做得好、做得早；但后來被（其它公益組織）后發優勢，給彎道超車了。”他強調，青基會要“去行政化、取市場化”。

上海理工大學原行政管理學院副教授翁士洪，在攻讀博士期間，曾掛職西藏某地的希望工程辦，并在隨后數年走訪了“三區三州”的希望工程小學和當地團委，收集到許多一手資料。

翁士洪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希望工程影響深遠，成績斐然，其問題主要是因為“組織本身出現了內卷化現象”。所謂內卷，就是在一定階段里，事物會在同一層面上內纏、自我維系和自我復制。“很難在質量或效用方面有所突破。”

實際上，希望工程的整個實施過程，從中央到省、地方縣市的共青團系統，依然是其實施的依托。希望小學、貧困學生的資助，以及像綠色希望工程的開展，也都能靠這套系統在全國大規模推進。

翁士洪認為，官辦非營利組織的背景也讓希望工程處于一種兩難境地，在資源動員、籌資渠道、活動空間、社會服務項目等等方面都面臨著這種困境，只能游走于政府和社會之間，在自主與依賴之間不斷鐘擺，尋求平衡點。

超越

2011年，張勝利注冊了一個新浪微博，簡介是“中國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網絡上，他為鄉村里的貧困學生募捐，也為當地的農產品吆喝，甚至想要拍賣奧運火炬解決養育二孩帶來的生活壓力——只是回應者寥寥。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現任理事長郭美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三十年來中國從經濟、到社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公共資源對教育領域實現了覆蓋，但城鄉矛盾突出；公益項目供給主體多元；互聯網對公益模式帶來新沖擊和挑戰。“這是當下我們必須去適應的新環境。”

郭美薦同時承認，要超越過去的希望工程，確實會存在很大壓力和挑戰，但“圍繞青少年全面發展，培養接班人”的總體思路依然不會變。

在康曉光看來，希望工程的成功在于“聯合了包括政府、企業、個人捐助者、受助對象各個群體”。

“各個部分在其中運轉良好，”康曉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即便不再有青基會，不再有管理體系，希望小學和它的生態仍將繼續存在。”

但康曉光仍然期待希望工程有更多的可能，“在中國沒有第二個公益項目能夠持續三十年，感動億萬人，每年籌得數億資金，改變百萬人的命運，在全國范圍內積累海量有形與無形的資產。”

受青基會的委托，康曉光負責撰寫了希望工程30周年的回顧報告。“其歷史地位絕不僅限于作為一個公益項目而存在，它更是一個社會改造與國家建設工程。”

他在報告中寫道，“希望工程是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政治體制與社會經濟環境的產物。任何民間社會組織都無法模仿、復制。甚至青基會系統加上共青團本身也難以復制自己的歷史。”

因此在康曉光看來，可行的轉型，應該是“革命性的”,需要重振青基會系統的內部創新能力，也要讓青基會系統執行的“公益項目”轉為青基會系統管理的“公益平臺”。“例如‘希望小學平臺’和‘大學社團平臺’就是公益平臺的具體實現形式。”康曉光說道，“匯集各方力量，共同推動希望工程的創新與發展。”

翁士洪提出了希望工程可能存在突破點：關注遷移到城市的貧困兒童，縮小城鄉之間貧富差距、以公眾需求為導向、提供差異化、個性化的優質公共服務等等。

采訪中郭美薦認為，青基會和希望工程的轉型升級“勢在必行”：政治建設、品牌建設、組織建設缺一不可，除此之外“還需防范和控制風險”。

“大眼睛女孩”蘇明娟2018年年底當選青基會新一屆理事。在30周年報告會現場，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青基會和希望工程具體的改革措施“正在制定”，但具體的方向“還在調研”。